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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梅沙论坛,梅永红: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其社会贡献并不相衬 | 第3届大梅沙论坛

作者:   来源:  热度:12  时间:20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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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企业技术创新的

体制机制障碍

梅永红

梅永红

深圳国家基因库主任、华大基因农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很高兴在离开科技创新领域六年以后,还能够回到这样一个环境里,跟大家共同讨论有关创新的话题。刚才我们听了朱院长和张院长谈到的创新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我在科技部工作的时候,十年前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今天看来似乎依然有讨论的必要。我今天结合自己从部委到地方,再到企业的工作经历,重点谈谈企业创新面临的几个体制机制障碍。

一、政府职能定位问题

对这个命题,我算是比较有发言权。我以前在部委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后来作为市长是具体的政策执行者。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社会在转型,相比较前十年、前二十年,各方面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政府在管理理念、管理架构、管理工具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长期谈论的政府越位、政府缺位,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政府越位的问题。我在科技部任职的时候就多次提出,为什么要让政府部门来分钱呢?为什么要让政府官员决定科技人员做什么具体的项目呢?政府本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但实际上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金,从而可以直接决定着一个科技人员去做什么样的课题,能拿到多少科技经费,成果到底是多高水平,能拿什么样的奖励,甚至最终由此延伸到他到底能住多大房子、到底能拿多少工资如果说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院所制度,要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为什么还依然乐此不疲地分钱呢?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呢?

记得我在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的时候,曾经试图对科技奖励制度有所触动。我深知,这样一个奖励制度尽管有它的独特价值,但作为影响科技活动的一个重要标杆,其中确实存在着许多悖论。但是,当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比如中外科技奖励制度的比较,关于科技奖励制度的问卷调查,最后提出要对奖励制度改革的时候,发现阻力很多而没有获奖的成果反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于政府内部,尤其是奖励体系中的官员,甚至还来自于一些科技人员。从本质上说,这就是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比如 “科技进步奖”,究竟对科技进步有多大的作用?由政府来裁决某个项目是一等奖、二等奖或三等奖,真的有意义吗?事实上,我们看到不少获得奖励的成果,在市场和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政府认定获奖了,科技成果才有价值、有公信力了吗?

再谈谈缺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更让大家感到困扰,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体系,怎么还会缺位呢?比如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许多人还是希望政府通过增加投资来摆脱目前的困境。但是我更愿意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政府能不能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做更多的努力?能不能把由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下来?如果政府这么做了,也许中国现在有一大半陷入困境的企业能够很快走出困境。具体来说,土地成本能不能降一点,那是由政府决定的;能源成本能不能降一点,在当前这种经济形势下“三桶油”依然赚的很多;物流成本能不能降一点,中国的物流成本比欧美物流成本要多10个百分点,遍布全国的公路收费站让众多企业叫苦不迭;融资成本能不能降一点,欧美日本的融资成本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我国从表面上看也已经不高了,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税收能不能降一点,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一定能够让众多企业渡过眼下的寒冰期。总之,这都是政府应该做而且也完全可以做到的事,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到,这就是政府缺位。

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创新问题上。我们能不能为创新提供更多更好更低成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呢?以生物技术为例,我认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大家知道,21世纪必将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世纪。这个波澜壮阔的世纪,注定要比近代历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更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着太多机会,面临着在这个领域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这个全新的时代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太多的困扰。美国奥巴马在任期间,不断抛出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计划,如百万人基因组计划、脑科学计划、癌症登月计划、微生物计划等,举美国国家之力来推动这些重大科学工程,真正体现美国的国家意愿、国家意志,真正体现国家有效的组织。但是我们呢?我看到很多的战略都是停留在纸面上,这个领域仍然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即使有了一些专项,也往往被异化为各单位之间的“分肥计划”——没有人会对最终的结果真正负责。我们国家的组织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面对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处在小分队的阶段、游击队的阶段,我们如何跟那些本来已经走到我们前面的国家去比拼、去较量呢?!这就是典型的政府缺位。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缺位也很突出,成为困扰众多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些年来大家一直谈论这个问题,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我在担任市长期间,曾经深度介入发生在当地的一个知识产权官司,陪着被侵权的企业一路打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之所以愿意介入,一方面是因为我曾从事过知识产权方面的工作,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护公道和法理,因为这个案子实在太荒唐,太歁负人。一个归国十几年的学者,穷尽智慧和身家投入技术创新,不仅研究成果被别人盗用,而且反过来还被别人追着打。官司打赢了,但我的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现实中类似这种情况可能还有很多,在这种问题面前我们的法律工具到底有多大力量?政府公信力究竟有多大力量?总之,在创新问题上,政府职能转变、职能定位虽然是老生常谈,但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二、企业创新问题

在企业创新问题上,我特别想谈谈企业家的地位。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熊彼特的理论,即创新不是一般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而是新要素的组合,进而完全市场实现的全过程。现在大家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认为企业家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认可技术创新,认可企业家在技术创新的独特地位,我们是不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来看待?现实情况未必是这样的,我们对企业家包容吗?我们包容的够吗?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制度不尽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面对很多复杂甚至恶劣的环境,他们是在负重前行啊!今天很多人只看到企业家的财富和光鲜,许多人戏称企业家是“土豪”。但是有多少人看到企业家捂着被子在哭?有多少人看到企业家走投无路时的场景?很多人对企业家吹毛求疵,计较企业家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却很少有人关心有没有为企业家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每一个企业家都是企业的灵魂,他们依托企业创造社会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够吗?

我是从政府官员走进企业的,记得当时媒体热炒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认为我的转型最需要勇气。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从一个政府官员到一个企业家,为什么需要天大的勇气才能跨越这一步呢?这个勇气的背后是什么呢?这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许多人的眼里,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不高,多大的企业家也不如当官的。我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看到很多官员对企业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令人心寒。有一次我召开一个慈善会议,召集当地一些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座谈。进到会场后发现座位分成两圈,坐在内圈的全部都是各个部门的局长、处长或科长们,而那些捐资百万、千万的企业家反而坐到了外圈。我说,这是给谁开会呀?我是来跟企业家对话的,你们把局长、科长搁到里面跟我对话,我跟你们对什么话呀?所以我要求当场就把位子换了,把企业家请到内圈来。举这些例子无非想说明一点,尽管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

还有,对企业家或者企业来说,当前的竞争环境公平吗?今天我是在民营企业,一听到这样一个话题我都感到很敏感,我们现在真的公平吗?在很多领域,对民营企业仍然有歧视性的门槛,不少政策也有明显区别。比如国家科研经费和科技项目,体制内与体制外、国企业和民企是对等的。有的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去年我们华大和一个地方的国有控股公司产生经济纠纷,那个公司总共只有六个人,华大有五千多人。但那个公司老总跟我谈到纠纷的时候说:“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言下之意,华大只是一家民营企业,跟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我就在想,这样一家只有六人的国有控股企业,居然比一个拥有五千多人、在许多领域都走到世界前列的民营企业还有底气,他们的底气究竟来自于哪里?现在人们对民营企业有一个新的称谓,叫非公企业。我真希望不远的将来不再有这类名词,希望这种名词尽快从中国的词汇语台上烟消云散。企业就是企业,为什么非要分成三六九等呢?凭什么民营企业就要比国有企业的地位低几分呢?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我们的企业家不能够昂起头来,不能真正激发起他们创新的热情。

三、创业投资环境

我们都有一个认识,就是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成功,也是创业投资的成功。以色列今天被称为“创业的国度”,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全球最密集的各类创业投资。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也有了很多创业投资,为中国技术创新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但是,今天我们又面临着很大的困扰,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地鸡毛”,已经殃及到创业投资,殃及到千百万投身于创业的创业者。目前在IPO排队的有很多企业,而且这个数量还有不断增加。大量的创业投资无法及时地通过二级市场来变现,这个路子一旦堵死了,不仅仅是创业投资本身的利益回报问题,更是把国家提倡的创业创新之路给斩断了。我接触了很多的创业投资人,可以说他们现在大都陷入这种困扰当中。大家试想,当创业投资都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当创业投资家都陷入迷茫的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有积极性投资创新创业呢?我们国家现在极力推崇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伟大号召,会不会因此而落空呢?

总之,我现在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表明,创新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生死符。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症结大都是因为创新能力不足。要摆脱这种困局,同样需要依靠创新。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困扰中国创新创业的体制性障碍。哪怕只是往前走一小步,我认为也是进步,也是希望!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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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科学与创新活力

吴敏生

吴敏生 首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福州大学原校长

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各位同仁、老师、同学们一起交换对高等教育的思考。

一.21世纪科学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分析

为什么选思维科学与创新活力这个题目?世纪交替之际,很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趋势。主流的看法认为,近代以来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科学革命,三次重大技术革命,21世纪上半叶将会面临第六次革命。是科学革命还是技术革命?两者都有可能或两者兼而有之。此前,物质科学和信息科学分别充当了强大的引擎,21世纪第六次科学革命很可能会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千帆竞渡中,生命科学的地位与贡献正在凸显。

对21世纪科学发展的另一种表述是“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霍金)。这里的复杂性科学跟我们教育创新关系比较大。现在哪怕在装备制造领域也开始提升人工智能。“复杂性”成为横跨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大科学代名词,也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到当今的一大特征。人类已经意识到思维科学在新一轮科学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复杂性科学的本质是认识论或者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认知科学正在渗透各个学科,成为现代科学与教育交融互动的主流趋势。

二.重新审视教育和教学价值取向   

1

重塑“大学之道”,阻滞过度功利导向的“人格异化”

前面文龙麟教授、朱永新教授都讲到这个问题。科学技术的应用具有“双刃剑”效应,必须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加以引导,防止“过度逐利”造成人格异化的伤害。当今社会,许多有识之士都在担忧和批评各种浮躁之风,究其原因,都和“过度逐利”有关。过度的功利色彩导致了“稀缺心态”。比如,一线城市幼儿园数量上不缺,但缺好幼儿园。缺小学吗?也不缺,但缺好小学。缺中学吗?不缺,但缺好中学。缺大学吗?不缺,但缺好大学。而这种追求“稀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异常心态,又和社会各种职业的用人选才机制密不可分。现在,许多大学接收外校免试保送研究生人选,也得看是否“名校”出身,这种价值取向,把学校和学生都蜕化成为待价而沽的特殊“商品”,影响到社会公众。每年高考前,我接到的咨询电话99%是家长打来的。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成为被设计的一代。从幼教到基础教育甚至到大学教育,我们不得不面对“被设计”的新一代,他们从小就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卡位战”中成长,由此造成的年轻一代的心理畸变,不但是对下一代的伤害,也正在让包括家长和我们自己在内的社会各界自食其果。

有一本书叫《稀缺:我们为什么陷入贫穷和忙碌?》,前不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中村秀二对东亚教育体制进行评论时,特别提到过这本书。从认知科学、思维科学角度讲,一个人一旦陷到稀缺心态里,就会造成“心智带宽压缩”,其认识世界的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大大下降,无法集中精力规划未来。

对大学有什么影响呢?越来越多的大学有越来越多的“人造帽子”。解放战争只有一顶战斗英雄帽子,解放后只有劳动模范帽子。现在各地许多名山大川都被用来命名“某某学者”。如果帽子代表了一种肯定、责任与担当,是可以的,能引导上进并变成人生的一种责任担当。但是,现实是,不少人却把帽子变成个人追名逐利的阶梯。不少教授都在写各种策划书,评别人,也被别人评,很多东西都跟逐利挂钩。名校(名所)以“帽”取人,名目繁多的人造“帽子”又和公共资源配置密切挂钩,加剧“人格异化”而远离大学之道。

  

  因此,讲思维科学和创新活力,先要回到价值观的正确取向。社会用人选才机制不当,导致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和不拘一格的人才价值观缺失。重塑“大学之道”不但是大学责任,而且是社会责任;不但需要教育思想返璞归真,而且需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加强运行机制的修复。

2

重新考虑教育价值取向

大学里面一直信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知识还是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也不是最重要的力量,比知识累积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思维科学和认知方法。我这里引用几位牛人的话:

J.H.彭加勒:18岁进入大学,24岁拿到博士学位,32岁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确是学问广博,涵盖多个学科的科学大师。他说“直觉是发明的工具,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科学美是潜藏在感性美之后的理性美。” (《科学与假设》);第二句话,罗杰·彭罗斯,他比霍金大十岁,与霍金联手奠定了量子引力的数理基础。他说“灵感和直觉在发现真理方面比逻辑推导更重要得多”;第三位是哈佛大学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Lisa.Randall教授,她在东京大学演讲后在留言板上写下著名的一句话“相信直觉,大胆享受科学”。

 2003年,钱学森先生曾经对我国985大学的创新不足发出比较尖锐的批评,认为许多大学在做人云亦云的事。从大学教学看,我们确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逻辑推理上,忽视了直观穿透力的培育。钱学森先生一直提倡科学和艺术结合,理、工、文、艺要打通,就是从思维科学训练角度来强调的。他主张应该从幼儿园到小学鼓励孩子畅想,激发好奇心,培养想象力,现在难以做到。大学生也没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投入大量资源,做了得不偿失的事情。钱学森先生关于理工文艺相结合的教育理念以及王国维先生的为人为学“三境界”等,都有思维科学的妙理。在知识传授和思维训练的关系方面,大学很有必要把后者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大学应该把科学哲学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基础。科学哲学具有纵观古今、横跨中西、融汇文理的特点以及真伪思辨的智慧,籍此罗织思维科学的“文化经纬”,有助于解决知识存量的爆炸性增长和知识的“碎片化”矛盾,奠定复杂性科学时代的认知基础。

三.降低教育管理成本,激发创新活力

与多数世界名校比较,我们的教育管理成本过高:过多的内部管理程序无谓耗费研究精力;导师的担当作用和匿名评审意见的权重失衡,导致主体责任和权利的缺失;导师们深陷“评估漩涡”。

九十年代,清华为了提高博士论文水平,考虑到中国教授的人情债比较重,所以就搞了匿名评审,但当时博士研究生数量少。到现在,不但博士论文,连硕士论文都搞匿名评审,大面积搞匿名评审,导致教授们身陷评估漩涡,浪费多少不应该耗费的精力。

对研究生论文不要盲目要求“创新点”,要把善于观察、提出假设作为迈向创新的第一步予以肯定。我在清华大学带了几个博士,每次听他们说,在撰写论文阶段最苦恼的是怎么构建创新点。我说我一生就几个专利,哪有那么多创新点?现在,很多高校要求硕士都要创新,那个创新的价值有多高?还要让同行专家评议,中国教授确实活得很累,研究生也很累。要转变过于注重逻辑推理而忽视直觉和灵感思维训练的教学方式,重视案例辨析和用于实践训练的“项目源”建设。

还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评估。其实,到学校实地看看,和学校领导、教师讨论办学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不难把脉了。填报那么多数据,搞那么多指标,一点用处都没有。现在,大多数教育主管部门缺乏的不是教育硬资源,而是缺教育思想。格式化的教育质量评估可以弥补教学规范的缺失,但无法激励办学主体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变革。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降低教育管理成本,为释放办学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留出足够空间。

今天全国有很多名校来深圳办学,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办学伙伴。我希望深圳教育创新不要停留在数量的扩张上,而应该抓住中外教育思想冲撞融合的好机会,促进陈旧教育理念的转变。我不会企望自上而下转变教育观念的大讨论,应该是大学的校长们、院长们、同学们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厘清21世纪的大学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这样的大好时光面前,开拓新的作为空间。

怎么找回我们的自信呢?刚才听观众讲国际创新,我在这里引用几位世界级科学大师的话,看看他们如何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古老哲学。在量子力学创立之后,爱因斯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吵的不可开交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说过,原子物理学的发现在认识论上并非全然陌生,(其中的哲理)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中心地位。我们将要发现的只是古代智慧的一个例证…   

(哥本哈根学派)玻尔说过,我们应该把眼光转向释迦和老子这些思想家们已经遇到过的那些认识论上的问题。这些科学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来过亚洲,了解东方哲学的精髓之处。尽管当时量子理论的学术争议很激烈,但他们都非常惊叹东方的智慧。

(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理论物理学中最伟大的贡献来自日本,这可能表明远东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理论的哲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些论述都出自F. 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无论是从事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从事技术科学的人,都不妨看看这本书。

最后引用协同学创始人赫尔曼.哈肯的话:“众所周知,协同学研究的是复杂系统,这些复杂系统由许多元素构成,能够产生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实际上,为了回答关于有组织合作行为的难题,仅研究各个元素的行为是不够的,与此同时采纳整体论观点是至关重要的。”“整体论的整合观点在中国思想中具有悠久历史,因此,我对于我的著作《大脑工作原理》译成中文尤感荣幸和喜悦,…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在当代中国科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我确信,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将会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我们很多人都是留洋回来的,学的是西方的科学、西方的哲学和思维方式。但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流转跟地球的自转相比,也有独特的流转方向。今天,已经到了中西文明再度冲撞交融和创新的时代。希望今天我的发言能够引发同仁们的批评和思考。

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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